導語：馬克吐溫是一位很容易被誤解的作家;事實上，這種誤解早已經發生了。由於“幽默大師”的封號，好多人會以為馬克·吐溫是中國的相聲、小品演員式的人物，用筆表演著笑料吧，其實大錯特錯了。馬克吐溫“那種悲劇性的嚴肅精神引起人們的大笑，而糊塗的人以為他只是一個給人逗笑的角色罷了。
馬克·吐溫是一位很容易被誤解的作家;事實上，這種誤解早已經發生了。由於“幽默大師”的封號，好多人會以為馬克·吐溫是中國的相聲、小品演員式的人物，用筆表演著笑料吧，其實大錯特錯了。馬克·吐溫“那種悲劇性的嚴肅精神引起人們的大笑，而糊塗的人以為他只是一個給人逗笑的角色罷了”。這種誤解不僅發生在相聲小品逗人發笑的二十一世紀的中國，也發生在喜劇傳統並不是那麼悠久的美國，乃至世界各地，自馬克·吐溫在世的時候開始。
馬克·吐溫當然是幽默的，《傻瓜在國內》中，他描述大地震造成的種種“奇怪景象”，有婦女正在給嬰兒洗澡，拎著光身子的嬰兒的腳踝跑出來，好像拎著一隻去了毛的火雞，有人由於前一晚放蕩了大半夜，正在補足睡眠，穿著古怪的衣服，或者什麼也沒有穿，跑到街上來了。有一位頗有身份的編輯只穿著一條短褲衩就飛奔下樓，剛好遇上一位打掃房間的女僕，他高聲問女僕該怎麼辦，到哪兒去?女僕回答得很質樸，也很平靜：“要是真沒有辦法，您可以試試去找一家服裝店!”
這就是典型的馬克·吐溫式幽默了，他的幽默不是自出洋相逗人即時發笑，而是沉下去，深透事物本身內在的幽默，發掘出來，讓人會意而笑。像大地震種種“奇怪現象”中的幽默，不是讓人放聲大笑，用笑聲擊碎醜惡現象，而是讓那種輕輕一笑，化解大地震帶來的恐慌，從容地面對災難。這是馬克·吐溫的善良。幽默，如果沒有作家的心地善良為基礎，那就會指向無辜，變幽默為幸災樂禍，幽默於是成了油滑，成了殘忍。
在馬克·吐溫那裡，幽默是利器，看物件而使用。“他相信壞事很少有經得住嘲笑的”，面對社會不公，專制壓迫，種種醜惡，馬克·吐溫就擲出他的利器，毫不留情地“把那無價值的撕破給人看”。在《鍍金時代》《王子和乞丐》中，在他的一些中短篇故事中，能夠隨處看到馬克·吐溫幽默的力量。那種幽默，嘲笑，的確是很少有壞事能經受得住的，它常常勝過了凌言厲色的批判。不過，馬克·吐溫的幽默卻不是嬉皮笑臉，因為在他看來，“人的一切都是悲愴的，甚至幽默的祕密源泉不是歡樂，而是痛苦”。
這是人生徹底的悲觀主義。且不要急於對悲觀主義下什麼否定的結論，在人生的根本看法上，悲觀主義比樂觀主義更接近生命的本質，那是一切宗教產生的根源。生命的終極悲劇讓人一出生就帶著悲觀的色彩，不幸的是，人類這種動物又帶著他進化過程中發生的錯誤，在人性中增添了那麼多醜惡狠毒的成分，加速著悲劇命運的到來。馬克·吐溫在1884年寫的《人是什麼》這篇文章中尖銳又不無痛心地寫道：“一切生物都有殺生的本性——這似乎是毫無例外的;但是在所有的生物當中，人是唯一以虐殺為樂的一種;只有人類才出自惡意，為了報復而嗜殺。”馬克·吐溫堅持認為，人類只有一個優點，那就是他的'想象力，這種功能，連猴子也沒有，“否則他就不會那麼洋洋得意了”，“在一切動物當中，人是最不適宜於在地球生存的”。
這樣的觀點，大約會惹得許多“人類主義者”惱羞成怒大為光火吧。當人類不僅要在地球上生存，還要向外星球發展的時候，“洋洋得意”的人類更不會允許有人如此痛切地批判他們。然而，不幸的是，馬克·吐溫道出的是事實，是別人不予正視的真理。你只要看看人類用了什麼樣的物力和財力，用了什麼樣的創造智慧，發明出那麼多大規模殺傷人類自身的武器，還在這個地球上得意洋洋地釋出訊息，吹噓成就，就該明白馬克·吐溫“人是唯一以虐殺為樂的一種”動物的觀點是多麼準確，又多麼令人痛心了。
誰能讀出幽默大師內心的悲涼呢?馬克·吐溫的被人誤解似乎是不可避免的，根源在於人的盲目樂觀，願意相信假話。人，總應該慢慢長大，學會懂事。馬克·吐溫說：“一個人如果在四十八歲前是個悲觀派，那是他懂的事太多;如果四十八歲之後是個樂觀派，那是他懂的事太少。”馬克·吐溫十六歲時，他的第一篇短篇小說《花花公子》《嚇唬窮光蛋》發表在波士頓的一家滑稽週刊《毛氈旅行袋》上，從那時候開始，直到他1910年逝世，在他長達六十年的寫作生涯中，他都在作著一種努力，不能讓人由懂事太多的樂觀派退化為懂事太少的樂觀派，世界上咧著嘴盲目傻笑的人太多，而皺著眉頭想一想悲劇的人太少了。“笑比哭好”，並不可信，那裡有及時行樂的誘惑;笑過之後，能夠想到悲劇環境，想到悲劇的來源，笑才是有價值的，那才是馬克·吐溫用幽默讓人發笑的目的。他幽默的筆從不斂起鋒芒，直指人性的一切弱點。他睿智，敏銳，幽默，深刻，引人發笑不是他的目的，“幽默只是一種香味，一種裝飾”，批判戰鬥才是他的用意。他坦然承認：“我本人一向是說教的。”
剩下來的問題便是：我們聽懂了馬克·吐溫的說教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