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賞讀完一本名著後，你有什麼體會呢？這時最關鍵的讀後感不能忘了哦。想必許多人都在為如何寫好讀後感而煩惱吧，下面是小編收集整理的《政治學》讀後感範文，歡迎大家分享。
《政治學》是亞里士多德最為重要的著作之一，也是西方世界第一部系統探討政治原理及其實踐問題的著作，在西方政治思想發展史上具有開創性地位。
該書另一個重要主題是教育，教育作為連線私人領域與公共領域的紐帶，被認為是培養公民、實現和保障善治的基本途徑。亞里士多德通過對教育與政制、公民職業和倫理關係的探討，從而與柏拉圖等一起將教育放置於一個非常重要的位置，這一認識也成為西方重視教育這一觀念的重要來源之一。由此可見，在古希臘時期，政治、教育和道德倫理被作為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來考慮，它們共同構成整體城邦乃至共同生活方式的基礎，並一同致力於追尋理想社會與人的發展。
《政治學》共有八卷。第一卷和第二卷從家庭、國家的形成和前人關於理想城邦的論述入手，形成一個思想“爬高”的緩坡。第三卷從哲學的角度探討作為政治基礎的公民的自然本性，從而確立其政治哲學的基礎，到達第一個思想頂點。隨後，論述具體政體的第四至第六捲成為第一個思想頂點之後的“高原區”。第七卷一開始即進入第二個思想頂點，論述作為個體的生活方式和道德倫理問題即個人幸福，並將其與理想城邦即城邦幸福緊緊關聯在一起。第七卷後半部分至第八卷則是第二個思想頂點之後的又一個“高原區”，探討實現個人和城邦共同目的的途徑，也即公民靈魂教育和政治德性的培養問題。在探討體育和音樂教育之後，該書的論述戛然而止，但其論述的內在邏輯則引向倫理學主題，進而引導到《尼各馬科倫理學》一書，而《尼各馬科倫理學》在結尾也將對德性的討論引向政體和立法，從而與《政治學》形成一個首尾相連的結構。這也是一種整體視野的體現。“這意味著，沒有關於靈魂與德性問題的研究的‘政治學問’只是一種殘缺不全的學問，同樣的道理，對於公民靈魂德性之塑造無動於衷的政治體制可能只是一種殘缺不全的政治體制。政治技藝的本職就是教養靈魂。”
亞里士多德所處的時代，昔日輝煌的希臘城邦由於相互的征伐、內部的黨爭以及執政者的本身的腐化墮落走到了了歷史的盡頭，再加上北方的馬其頓的軍事入侵希臘城邦時代上了一個句號，作為形體的和表現物的城雖然沒有了，但是其作為人類史上的光輝時代的精神確是後人的思想源泉和制度藍本，而作為這種精神的載體和人類理性的成果的代表之一，就是亞氏在希臘末期所著的《政治學》，其對後世的影響無需多述，因為今天的大都政治主流價值就是源自它。
作為一個生活在城邦時代的著名學者，更是作為一個在城邦中生活的公民，受其實際生活和生存的環境的影響，書主要是在一個城邦的範圍內表達作者的思想和以此作為作者考慮各種問題的基礎，還有受其當時的觀念的影響所有的問題的討論都是在一個公民的角度來討論，換句話說就是作者的問題處理是排除了努力和外邦人的意見，在這樣一個大背景下，作者首先通過分析法和追溯法描述的是城邦的本質、城邦目的和形成。亞里士多德的在論證城邦的本質的時候使用分析的方法，分析城邦的構成因素並在“公民”這個要素上廣泛的論述，在公民構成的城邦裡，作者對“公民“的定義是：“公民是凡得參加司法事物和治權機構的人們”和今天以年齡分界不同，而這部分的人民參加和決定是城邦的最高權利和最重要的事情，這種享受平等的政治權利的人組成的就是城邦，所以城邦的本質就是一個民主的制度下的公民組成的共同體。關於城邦的目的和形成作者是在把人類社會要達到三種“善業即物質的富足、身體的健康和良好的道德，這中間良好的道德即靈魂的善事本質性的，這也是人之所以區別與動物的關鍵，而這三
種的“善”的實現只有城邦能做到，亞里士多德認為“人類自然是趨向於城邦生活的動物”或者說是“人是政治的動物”而這個人類共同體的城邦就是為了達到“至善”的目的“ 城邦是最崇高，最有權威，幷包含一切其他共同體的共同體所以，城邦追求的是至善。”其形成的過程首先，世間有著必須存在的結合體，他們一旦分離便不可能存在。即男人與女人，是為著繁衍、類的延續而必須結合在一起。而天生的統治者和被統治者也是為了儲存而建立了聯合體。這樣兩種結合體在一起，首先必然形成家庭。由此得出家庭是為了滿足日常生活需要而自然形成的共同體。接著，一個家庭通過繁衍，就形成村落最古老最自然的形式。這也解釋了為什麼最早的城邦由國王治理。多個村落為了美好生活聯合形成大到足以自足或近乎自足時，城邦就形成了“如果早期的共同體形式是自然的，那麼城邦也是自然的，因為這就是它們的目的。”
作者對政體的定義是：“一個城邦的職能組織，由此確定最高統治機構和政權的安排，同時訂立城邦即全體個分子所祈求的目的。”劃分也是按照不同的標準，一種政體是隻顧及統治者目的還是全城公民的目的：正宗政體和變態政體。另一種是按照掌握最高權力的統治者人數的多寡：一人統治 少數人統治 多數人統治。還有以上兩個標準綜合起來劃分：君主制政體 貴族政體 共和政體這三個。把城邦的公共利益作為執政的目標的正宗政體，另外寡頭政體 平民政體 和僭主政體這三個把執政者的利益作為執政的主要的變態政體。儘管作者討論和論述各種政體，但是他自己沒有認為哪個一定是最好的，反而倒是覺得都是有問題的。最主要是怎麼堅持“中庸”原則。
作者批判了柏拉圖的《理想國》，認為不僅是不可取的，也是不可能的。同時對於柏拉圖的”整體幸福”提出不同的認識，認為幸福應該是全體人或大多數的幸福而不應該排斥一些人。理想城邦的建設還離不開教育，他認為，教育的目的不僅是為國家培養有教養的公民和治國人才，而且要發展個人的天性，使年輕一代得到發展，為將來的美好生活作準備。為了實現這個教育目的，他主張順應靈魂的三個部分，對人進行體育、德育、智育三個方面的教育。
關於體育，他認為體育的目的是使兒童身體健康、具有勇敢精神和堅強意志。在三個方面的教育中，體育應放在首先的位置，因為健康的身體是城邦公民參加政治活動、參加戰爭和過美好生活的基本條件。關於德育，亞里士多德認為，道德教育的目的是要培養人的美德。當人的各種天賦職能都得到滿足，並能在理性的支配和領導下得到和諧而充分的發展時，人就是一個有美德的人。或者說，當一個人的感情、慾望為理性所控制時，人就產生美德。他還認為，美德的特性就是“中庸之道”。所謂“中庸之道”，就是“在適當的時候，對適當的事物，對適當的人，由適當的動機和適當的方式來感受這些感覺，既是中間的，又是最好的，而這乃是美德所具有的”。關於智育，亞里士多德認為，智育的目的是為了培養“理性靈魂”。他主張年輕一代要學習廣泛的知識。他認為，學習的目的不僅是為了有用不僅是為了把工作做好，而且是為了使人善於利用閒暇。為此，他提出了“自由教育”的理論;他認為，如果單純追求有用，就不能形成高尚自由的心靈。這個與西方的科學與技術發展歷史頗像，就是一種不為功力，實用的原則的自然發展狀態的追求。
“凡是屬於最大多數的公共事務常常是最少受人關注的事物”。人類從那時到現在歷經兩千多年，歷史的年輪也深深打在人類的文明史上了，但是這樣一個思想的現象在當代我們的生活中依然廣泛存在的，人類的一個觀念的轉變的真實漸進是轉變，但一定不是到最後完全的沒有以前的思想觀念的影響!想象一下一個兩千多年前的人類思想觀念的一個習慣，就被一個智者不僅發現，注意到了，而且其可能產生影響都給準備的把握到了。看到這些我們不得不從內心佩服、更是從心裡尊重古人的智慧。
《政治學》讀後感2亞里士多德在《政治學》中指出:“政治研究第一應考慮何者是最優良的政體。如果沒有外因的妨礙，則最切合於理想的政體要具備並發展哪些要素。第二，政治學術應該考慮到不同公民團體的各種不同政體。第三，政治學術還應該考慮，在某種假設的情況下，應以哪種政體為相宜。第四，政治學術還應懂得最相宜於一般城邦政體的通用形式。”②可見，政治學以尋找一種理想的政體為根本要務，而這項研究的出發點則在於現存政治生活的不理想狀態。按薩拜因的說法，“政治哲學著作的大量問世，是社會本身正在經歷艱難困苦時期的確實徵兆。”③另一方面，我們對現存政治問題的解決只是相對的，我們無法也不可能找到一個一勞永逸的解決方案。政治學規範研究正是在對人類政治生活困境最深層反思的基礎上，對現存的政治實踐與制度做出批判性的評價，給未來政治生活提供導向性知識，以批判現實、改造社會。而且，只要政治生活是不完美的，這種反思性活動就會持續下去。所以，面對複雜的政治生活，面對充滿難題的政治現實，規範性理論猶如一座燈塔，指引社會政治的發展。我們可以明確地說，沒有規範理論的指引，政治學研究就會失去方向，人類的政治生活也必然混亂無序。
任何一門學科，不僅要有自己專門的研究物件和領域，也不能缺乏一套完整的理論體系。應該說，理論建設是一門學科發展的基礎和原動力。政治學也不例外，它需要構建自己的理論體系。而政治學理論體系的建構離不開對民主、國家、人權、公共權力、制度等抽象概念的探討和界定，離不開對具體政治生活的理性思考和分析，離不開對中西方各種政治學說的理解、闡述和評價，離不開對政治事務、政治現象和政治過程的關係及規律的高度概括和揭示。從我國政治學科發展的現狀來看，政治學理論落後於政治發展的需要，對當前的政治生活缺乏解釋力，特別是缺乏本土化的政治理論。因而，我國當前急需構建一套能夠科學解釋現實政治生活、指導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揭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的發展規律、預測政治發展前景的政治理論。這一套理論體系的構建當然是實證方法無法企及的，需要依賴政治學規範方法的運用。
大多學者都是從論證政治哲學存在的必要性角度，來說明規範方法的重要性。彼得文奇從社會科學的'特點出發論證了社會科學哲學存在的必要性，同時，也論證政治哲學存在的必要性。他聲稱社會科學內在地就是一種哲學事業，需要一種在邏輯上不同於自然科學提供的那種解釋的概念體系。伊賽亞伯林基於價值多元主義來闡述政治哲學的功能和存在的必要性。他認為，我們現在處於一個價值多元化的世界中，人們贊成的價值構成之間存在著不可簡化的差異，沒有任何一種價值體系可以容納所有有價值的東西，並且任何這些體系將優先考慮某些價值，並放棄或重新闡釋其他價值。哲學的任務就是闡明並評估這些不同的模式。既然承認價值多元化、承認不可調和的道德分歧，就要承認政治哲學的存在。有的學者從政治哲學功用的角度提出了政治哲學合理存在的三個方面的理由，“一是政治哲學為人們提供了正當生活的正規化。二是政治哲學為人們提供了辨別的指引。三是政治哲學為人們提供了認知政治的知識體系。”
首先，一些現代政治學的方法很早就在政治學研究中得到運用在古希臘時期，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就開始運用類似今天政治社會學的方法。如柏拉圖致力於尋求社會與政治的統一，其代表作《理想國》就是通過揭示自然的永恆法則，來探討理想的人類社會的組織形式和規則。而隨後的亞里士多德通過對100多個雅典城邦的調查和研究，得出了典型的政治社會學的結論，即各個城邦在組織形式、政治結構和權力關係方面的不同，與一定的歷史、文化、社會條件密切相關。儘管亞里士多德本人是無意識的，但這一方法對後世政治學家產生了深遠影響。
當代政治學研究中作為科學方法重要代表之一的結構功能分析，事實上在柏拉圖、亞里士多德那裡就已萌芽了。如柏拉圖為了回答關於什麼是正義、什麼是不正義等一系列問題，他提出了分工理論和勞動專業化理論。他認為，“國家的正義在於三種人在國家裡各做各的事。木匠做木匠的事，鞋匠做鞋匠的事，其他的人也都這樣，各起各的天然作用，不起別種人的作用，這種正確的分工乃是正義的影子真實的正義不是關於外在的‘各做各的事’，而是關於內在的，即關於真正本身，真正本身的事情他主張人的需要是多面性的，而每個人天生的才能卻是單一的。因此，他主張人們之間必須有合理的分工。而分工的必然結果就是結成人群或者社會。這樣一種社會，要保證它的穩定和發展，必須滿足三種功能:一是滿足物質生活需要，二是要有人保衛，三是要進行管理。這樣的一種社會團體就是國家。可見，柏拉圖已經開始從結構與功能兩個維度來研究理想的國家狀態。
其次，政治學研究很早就開始與自然科學方法相結合在古希臘，政治學的研究就開始與數學等自然科學相結合。如柏拉圖，他的理論與當時希臘數學的關係十分密切，他的理想國的概念就是建立在幾何學的基礎上，即在研究人類社會的組織形式和規則時，不是去論述一般意義上的國家，而是去發現最理想的國家，去發現所有理想的國家所具有的實質性的和典型性的東西，即普遍的社會原則。應該說，這是數學方法與政治學的最早結合，這種結合使得柏拉圖成為了“堅信可以將數學———幾何學方法用於政治分析的斯賓諾莎和霍布斯的古代先驅”。到了近代，政治學研究一直致力於科學化努力，思想家們紛紛將各種自然科學的方法運用於政治學的研究，其間，最傑出的代表是霍布斯。整個17世紀，“所有學科都讓幾何學給迷住了，霍布斯的哲學也不例外”[5](P517)。從哲學觀上講，霍布斯是一個形而上學的機械唯物主義者。他只承認物質的機械運動，並且試圖用普遍的機械運動來解釋世界的一切現象。基於這樣一種哲學觀，在政治學研究中，他特別強調數學和力學方法，尤其是幾何學的應用，並主張將這些方法套用到政治現象分析中來。這些方法的運用典型就是霍布斯的代表作《利維坦》。從總體上說，這部著作是”建立在心理學上的，而其方法則是演繹法”他認為，人的運動有兩類，一是與生俱來的終生不止的生命運動，即生物的本能運動;另一種是由外界刺激引起的生物的自覺運動。從心理學的角度來看，人天生是自我儲存的，這種自我儲存，反映在人的運動方面，就是人天生要求促進生命運動，嫌惡阻礙生命運動。因此，他認為，人們慾望和嫌惡的根源就在於促進和阻礙生命運動。而人性中能夠促進生命運動的東西，就是善;人性中會阻礙生命運動的東西，就是惡;其中，在所有的惡中，“首先作為全人類共有的普遍傾向提出來的便是，得其一思其二、死而後已、永無休止的權勢欲”因此，他得出結論說，人類第一個共同的本性就是爭奪權力，而且永無止境。而要避免這種狀態，他在政治上開出的藥方就是，建立至高無上的主權國家，即他的“利維坦”。
而與霍布斯同同時代的配第，則獨創性地應用算術方法研究社會經濟和政治問題。在《政治算術》這部著作中，他力圖通過對大量統計材料的分析，從經濟現象的表面深入到經濟現象的內部。其根本宗旨就是重實證，反對主觀想象。如配第自己所說“，和只使用比較級或最高階的詞彙以及單純作思維的論證相反，我卻採用了這樣的方法，(作為我很久以來就想建立的政治算術的一個範例，)即用數字、重量和尺度的詞彙來表達我自己想說的問題，只進行能訴諸人們的感官的論證和考察在性質上有可見的根據的原因”他認為，不能訴諸人們感官、在性質上沒有可見的根據的東西是不能觸控的，當然無法加以論證，而在經濟現象中，能夠加以論證的東西，就是那些能夠用數字、重量和尺度加以計算和衡量的客觀的經濟事實。在他看來，凡是能夠用重量和尺度加以衡量的東西，也就是實在的東西;因此，經過數字、重量和尺度計算及衡量的經濟現象，也就是經過了實驗論證。他指出“，用數字、重量和尺度(它們構成我下面立論的基礎)來表示的展望和論旨，都是真實的，即使不真實，也不會有明顯的錯誤”因此，在該書中，他運用了很多數字來比較英、荷、法三個國家的國力。如他根據一定年數乘年租額來推論出地價，從房租推論出房屋價值，由工資推算人口價值，再根據人口數和盈餘收益來推論國家的財富，總之，他的理論就是要數字、重量和尺度來說話，正因如此，馬克思稱之為政治經濟學之父，在某種程度上也可以說是統計學的創始人。
再次，政治學研究的發展，其方法逐漸走向經驗化和科學化隨著政治學的不斷向前發展，其具體研究方法也不斷髮生變革，其基本趨勢就是逐漸走向經驗化和科學化。我們知道，首先是亞里士多德開創了從實際出發、通過分析和歸納來研究現實的政治制度的方法，這種方法成為後來經驗分析的先導。在經過了中世紀的經院哲學後，馬基雅維利繼承了經驗分析的方法，並更加註重對歷史材料的研究和運用;近代自然科學的發展，使得追求科學研究方法的努力，到近代形成為哲學意義上的實證主義，出現了科學史上具有重要意義的形而上學研究方法;馬克思主義的辯證唯物主義方法論的建立，在深刻批判形而上學的內在本質的同時，也為我們開創了科學的實證方法，即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
應該說，行為主義政治學的科學主張，與政治學研究中自古有之的對自然科學方法的崇拜密切相關。一方面，自然科學和哲學的每一次進步或者發展，都帶來了人類對政治本質的新認識和對政治規律的新的把握;同時，政治學研究方法的科學情結，發展到近代，隨著近代科學的迅猛發展，激發了人們更加強烈的對自然科學的崇拜熱情，這種熱情發展到20世紀，與現代科學技術的偉大成就相結合，形成了惟科學至尊的科學主義。正如哈貝馬斯所言“，科學的方法論藍本儘管使哲學發展成為一門沒有認識特權的專業學科，但另一方面，它也培植起一種科學主義，從而不僅把對哲學思想的表述提高到一個更加嚴格的分析高度，而且也樹立起許多驚人的科學理想不管是像物理學和神經生理學這樣的學科，還是像行為主義這樣的方法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