動輒捱罵是北大的另一種榮譽
魯迅說“北大是常維新的”，現在則是“北大是常被罵的”——拆個樓要被罵，砍棵樹要被罵，某教授罵了別人幾句北大也跟著被罵……找遍中國，絕沒有像北大這樣讓人總想逮著機會就罵的學校。所以，3月20日“青年話題”上有北大學生呼籲“談北大精神，不要張口就是蔡元培”。但在我看來，“北大是常被罵的”與其說是一種悲哀，毋寧理解為一種榮譽——只有北大，只因北大，才能聚集如此之多的關注和期待，哪怕其中有些是負面的。
北大版“忍夠體”海報中寫著：你願意有點破事就聽到“北大已經不是過去的北大”了麼？這話固然表達了北大人一種可以理解的情緒，但你真的願意不管北大發生什麼“破事”，都聽不到哪怕隻言片語的批評和質疑嗎？如果哪一天不管我們自己還是社會，都失去了對北大“破事”的興趣，那才更加可怕。
被罵是一種榮譽，首先是被自己人罵，這體現了北大人的自省與自尊。在2003年北大關於教師人事問題的新制度出臺後，中文系教授錢理群曾指責其背後用意是讓沒留過洋的不能當北大教授：“按這樣的改革，梁漱溟怎麼辦？沈從文怎麼辦？要是聞一多看到這樣的規定，非勃然大怒不可。”
除了名教授的批評外，燕園學子也對北大有頗多反思。2011年“三角地”拆遷和道旁楊樹被砍，不只有校外人士指責，更有校內學生嘆息。考慮建設和維護成本以及校園發展自有其道理，但不能據此剝奪學生表達另一種觀點和意向的權利，更不能否定這種異議的價值。剛入校時，國際關係學院的袁明副院長對我們說過，“大學就是有綠色的地方”。這話讓我印象深刻，綠色是指大學的生機，而看得見的生機——樹木，便是這綠色的重要組成部分。十年樹木，百年樹人，由砍樹引發的批評和感嘆，不能說全是無病呻吟。何況，北大從來不是一個只考慮現實利益的所在。
被外人罵，更體現了北大的特殊地位。社會輿論對北大有一種吹毛求疵的態度，在這個放大過程中，確實容易出現簡單粗暴的批評——比如把11年的10棵楊樹升級為“古樹”，把破舊不堪的25樓、26樓附會成與樑思成、林徽因有關的文物。但在我看來，這是一所“最高學府”應泰然處之的“驕傲的負擔”和“善意的誤會”。
北大之所以經常被罵不是北大了，蓋因它在國人心中還是那一片聖地——你既然享受了這樣的尊榮及相應的資源，為什麼就不能被多罵幾句？
那些追求精神獨立、自由和人文關懷的人士，眼睛是盯著北大的，他們在自己的想象中也會以聖地的標準來苛責北大——這，就是完美。錢理群教授在《我的精神自傳》中說，他知道北大這種地位實際是一個神話，但又不忍向其他青年學生打破這個神話，因為“一個民族，特別是處於困惑中的民族，是需要相對超越的一方‘淨土’的；一個民族的年輕人，如果失去了‘夢鄉’，連夢都不能做，那就太可悲、太危險了”。
“常被罵”的“榮譽”也與魯迅所言“常維新”有關。在維新與破立的過程中，難免會被罵。一方面內部有爭議，一方面外部有質疑，這是開拓者必須承受的負擔與壓力，利用得好，則將成為一種動力。不管我們以什麼理由去質問，去爭論——是歷史還是精神，是蔡元培的北大還是胡適的北大，請都不要輕易否定“常被罵”中的正面意義。
北大不宜建“許願牆”
未名湖畔慈濟寺的`基本屬性是文物建築，不是信仰載體。
近日，北京大學重新粉刷了校園內的慈濟寺廟門，在四周立起了護欄，並豎立了保護文物的提示牌。因為事發北大，此事又引發公眾關注，還進一步轉化為“北大該不該建‘許願牆’”的討論。
慈濟寺又稱花神廟，始建於清乾隆三十四年，1860年被英法聯軍焚燬，以後重修的廟門是慈濟寺僅存的建築。2001年6月，包括花神廟在內的北大未名湖燕園建築群被列為第五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令人惋惜的是，多年來，廟門牆體內外及屋頂幾乎全被遊客的塗鴉覆蓋，且大多發的都是“考上北大”之類的巨集願，人稱“大學聯考許願牆”。因未在文物周邊豎牌提醒遊人，對文物保護不力，受到公眾批評後，北大才有了此番舉動。
可讓北大始料未及的是，文物保護尚未見到成效，指責學校敗壞學子興致的批評又接踵而至，“北大或許可以考慮再建個‘許願牆’，讓那些立志考上北大的學生在個不礙事的地方，去抒發豪情，表達心願”。
動輒得咎，北大確為是非之地。但批評北大保護文物不力可以接受，建議北大建“許願牆”則很難說是個好主意。且不說全國希望考上北大的學子何其多，任由其書寫祈願，建再大的牆面都不敷所用，最後只怕連屋頂瓦片都被掀開寫滿卻仍難罷休，那又當如何？
平心而論，學子有考上北大的願望不是壞事，校方和教師肯定樂見其成。但無論心中暗立誓願抑或書之臥室牆上，以此為動力，好好學習，認真複習，都是十分個人的行為，不勞別人置喙。但把願許於慈濟寺的廟門上，顯然具有與之不同的象徵意義：將願望“寫進”北大是否就有了“考進”北大的魔力？塗鴉的學子沒有明說，但按照中國傳統文化，在廟裡許願的善男信女確實是這麼信仰的。
固然，世界上許多國家中都有教會建立的大學，其中不乏國際名校，信神拜佛的大有人在，相信“許願”魔力又有何大礙？這裡涉及中國文化的知識傳統。自古以來，中國“知書達理”之人堅持“子不語怪力亂神”，參透“卜筮然後決大事，非以為得求也，以文之也。故君子以為文，而百姓以為神。以為文則吉，以為神則凶也”的道理，對民間迷信有西門豹治河，對皇帝信教有韓愈冒死反對唐憲宗迎佛骨。近代史上，西學東漸，中國人接受“德先生”和“賽先生”遠比接納宗教和神學來得普遍。作為中國現代文化的符號，北大象徵著理性和實證的精神，學校可以對規範的信仰表示尊重，但不能以官方形式認可早在先秦時期就已飽受質疑的“民間信仰”。未名湖畔慈濟寺的基本屬性是文物建築，不是信仰載體。在這層意義上，北大粉刷慈濟寺廟門可以認為就是不允許兩種屬性發生混淆，設立護欄可以視為最高學府“衛護理性精神”的態度。既然如此，怎麼可以在取消一座“許願門”的同時，又建立一面“許願牆”？這不是自相矛盾嗎？
近年來，時有學者將當代中國所遭遇的各種“滑坡”問題歸之於“缺乏宗教”，希冀在中國“重建”從來不曾存在過的宗教的主導地位。如此主張，作為學術觀點，自可討論；作為實踐方案，則需慎重。在文化再造過程中，過於“削足適履”的負面效應最後往往不會僅限於文化範圍，對此不可不察。說白了，北大不應建“許願牆”就像北大不會要求學生在登記表上填寫“星座”一樣，無可置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