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樑曉聲第一次參加全國政協會議，委員們逐一發言，許多委員都表達了任職的光榮感。輪到樑發言，他把委員證取下放在桌上說，“如果僅僅是光榮，我現在可以交出，也可以收回，作為一個小說家，我已經光榮了；作為大學教師，我很認真的教課，愛護學生，我也已經光榮；作為一個個人，我比較和諧地處理鄰里關係和同事關係，有這些基本光榮，我已經夠了。”樑曉聲說，“如果把這個太看成光榮了，就是一種慾望，就會害怕失去，最後就會怕到不敢言說。” 幾天前的政協分組討論中，他不客氣地指出，“現在網站的一些網友質量水準非常高，點問題像點穴一樣痛快。但我們政協委員的一些發言質量水準和思想深度還不如網文。”他的話引得大家紛紛開啟話匣，河北省文化廳副廳長邊發吉首先點炮。他說，我連任三屆全國政協委員，今年的大會發言質量比往年都差，發言稿沒有熱點、難點、疑點、焦點，沒有以前的銳氣，選題選點也小。“有些發言乾脆就是為自己所在的單位謀利益”，“雷同無個性，像中國小生演講??”
擔任全國政協委員的經歷改變了樑曉聲。“當我純粹作為一個小說家時，我一直強調批判現實主義，你批判它是很容易的。但你是個政協委員，你要求自己找到解決問題的方法。這時才發現，我提出的N種解決方法哪一種都不能有效。如果說這些年有一點點進步的話，那就是由過去感覺某些族群，人群、變為必須對中國有感覺。”
在北影製片廠附近的一所老房子裡，樑曉聲穿著暗紅色的棉衣、拖鞋，慢條斯理地點燃一支菸，吸了一口，張開嘴巴，任由菸圈自由流出。
“坦白說，這兩年，我的提案少了，但不意味著不發言。”他試圖在批判性和建設性之間達成一種平衡。“比如我可能作這樣的發言，談到三農問題，我可能會提出理念上的問題。我們一談到‘農’字，有些人就只想到糧食，農約等於糧食，約等於糧食安全，但農民首先是公民，因此首先要把2/3的農民當成公民來看。”
任玉嶺剛進入政協時，也覺得政協是外人所說的花瓶——不說白不說，說了也白說。“進入角色以後，我發現我的工作是在黨的領導下，讓決策更正確。”3月13日，在北京天通北苑的一家咖啡廳裡，午後的陽光照射進來，任玉嶺講述著他任政協委員的故事。一次，他妻子在昆明上醫院，看一個感冒花了817元，回來後他寫了一份提案反映看病貴，新華社的記者告訴他，這個提案被200多家媒體報道了。
有一次，他去雲南邊境考察，發現連緬甸的義務教育都是免費的，而中國卻不是。回來後，他寫了一份建議農村實行免費義務教育的提案。有時候，他還會把打字員、清潔工請到家裡吃飯，與他們聊這些人家鄉的事。
這些關注社會底層的提案在社會上引起了強烈反響，2005年《人民日報》將這一現象稱為“任玉嶺現象”。與記者見面時，他帶來了許多報道過他的報紙
雜誌。他特別喜歡兩篇報道的標題：一個為“為三農建言，敢為天下先”；另一個為“建言經濟社會發展的先行者”。“你看到了嗎，這個用了‘天下先’三個字，這個用了‘先行者’。”他一邊鋪開報紙一邊說。他覺得記者不用怎麼採訪，有這些資料就夠了。
任玉嶺雖為政協常委，但他的提案反映的問題也並非都能解決。他舉了一個例子。他的鄰居是溫州人，開了一家縫衣店。有一年，他告訴任，溫州瑞安跳脫現象很嚴重，大庭廣眾之下跳。任玉嶺聽說後開始收集資料，發現確實如此，於是提交了一份提案，他收到了一個格式化的答覆：“謝謝您關注我們的工作。”可次年央視的記者去那裡調查，發現這一現象根本沒有改變。
對於這些，他不願意細談。真正令他憤怒的是“來自部門利益和既得利益集團的.阻礙”，他曾在政協會上提交一份關於醫療的提案，“老百姓的菜缽有限和醫療方面的慾望無窮??”這句話還沒有拿到大會上講，第二日，廣東某報即刊出一位著名醫生（也是當任全國人大代表）在報紙上引用他的話，“任玉嶺說廣大醫務人員慾望無窮。”
這件事，至今讓他憤憤不平。
樑曉聲擔任了6年全國政協委員後，出版了一本小說《政協委員》，小說主人公李一鴻一身正氣，看不慣社會上的敗汙濁之氣，以政協委員的身份與各種惡勢力鬥智鬥勇。樑曉聲說小說主人公李一鴻是他對政協委員的理想化形象。雖然擔任政協委員讓樑曉聲反思自己作為小說家的純粹批判風格，但在今年的政協會上他還是憤怒了，他對一些沒有水平的發言感到失望。“現在一些政協委員的發言，如果以學者們的學者文章比，沒有學者的全面深刻，如果與草根比，沒有那樣的犀利和一針見血。處於中端的政協話語，長此以往，可能被整個社會邊緣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