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巴金讀後感：巴金小說讀後感
巴金《家》清醒與迷茫的鬥爭
《家》《春》《秋》是巴金的《激流三部曲》。我在讀完《家》之後對高覺新這個形象最為觸動，所以想重點說一說這個人物形象。
創作《激流》的當時，巴金就已經發現了“覺新性格”的普遍性。正因此，儘管他希望在高覺慧身上，寫出一個“幼稚而大膽的叛徒”，卻終於使這個人物看到了存
在於自己那裡的覺新式的的精神弱點。對“普遍性”的發現，是他不至於簡單的對待他的人物，讓人物承擔其所能承擔的歷史責任。巴金髮現了人的不完善，同時又隱約感受到了這“不完善背後巨大的歷史原因，看到了“五四”啟蒙主義者的理想在中國的現實命運。這深化了他的悲劇感受，把他的悲哀引向深遠。在《激流》創作的始終，思考導致人的不完善的現實條件，譴責、追究環境，一直是一種更強大的衝動。
封建專制社會壓抑人的個性發展，傳統的思想文化多勸人忍從。高覺新的性格與命運中，有很多在中國的知識者的普遍經驗。他們形式不同地、或多或少地。分擔了高覺新的命運，因而也像作者那樣，對人物不忍過分苛責。“同情”-------或者說同感，絕不僅僅是作者個人的。這種感受我在讀完老舍先生的《四世同堂》後，深有同感。《四世同堂》中的祁家三兄弟中的老大祁瑞宣與老三祁瑞全，與巴金《家》中的高覺新與高覺慧性格與命運有相同之處。老大在設定的社會環境下，不由自主不可選擇的要承擔自己的家庭責任，社會責任在家庭責任面前就顯得黯淡了。
在《創作回憶錄》中，他說，他在寫《激流》時，把自己的“思想感情”，以至於把“自己”寫了進去，而且不僅如他過去所說過的，寫進了高覺慧的形象中--------“挖得更深一些，我在我自己身上也發現了我大哥的毛病，
我寫高覺新不僅是警告大哥，也在鞭撻我自己......”“......我自己不止一次的想過，在我的性格中究竟有沒有覺新的東西？我的回答是肯定的。我至今還沒有把它完全去掉，雖然我不斷跟他鬥爭。我在封建地主的家庭裡生活過十九年，怎麼能說沒有一點點覺新的性格呢？......”在長時期的自我剖析、自我認識過程中，尤其在經歷了巨大的劫難之後，他發現了當創造高覺新這個形象時潛在的創作動因。在《家》的自序中，巴金也明確的寫明瞭這一點，他說他寫《家》是為了寫給他的大哥，因為他覺得他的大哥實在是太辛苦了，為了這個家犧牲了自己。但是他慢慢發現，其實大哥高覺新的形象也是也從另一方面折射出自己的性格，他們之間是共通的。所以無論從現實中看巴金他們一家她跟他大哥，還是從小說《家》剖析，我們都沒有辦法將覺新與覺慧的性格完全分離來研究，因為他們都在影響著對方，他們性格有很多的相似之處。
高覺新的性格悲劇性在與，由於歷史的安排，也由於自身弱點，他站在了封建家長勢力和“家”的青年叛逆者“中間”。正是在這兒，“歷史”的形象也呈現了。這兩個人物，在“新”與“舊”之間，都找不到自己的位置。既找不到依著舊秩序固有的位置，也找不到依著新思想該有的位置。生存在“過渡時代”愛之一切時代的人們，都可以就某種意義被認為是“站在中間的人”。“在進化的鏈子上，一切都是中間物。”但其中的多數，或進或退，趨向分明。惟有高覺新、祁瑞宣所屬的這一群，無力地跨在兩個時代之間的門檻上，進退失據。
“家”“國”這兩個經常被並置的概念，在一些特殊的歷史時段往往構成了相互對映的關係。“家國同構”的文化傳統迅速碎解，出走的新青年一時成為最耀眼的文學形象，“家”作為老中國壓迫和罪惡的代表。不斷被控訴、放
逐；抗日戰爭爆發以後，被放逐的“家”的意向在戰爭時代又受到“魂兮歸來”的召喚，曠日持久的戰爭讓“家”成為對離亂的人心和破碎的國土的有效組織形式，就像1939年林語堂在《京華煙雲》中寫到的，“家庭是國家的第一道防線”；1949年新政權建立之後，“家”“國”想象又以錯雜的方式被組織到社會主義革命話語以及新政權合法性論證的敘事中。
還有一個不得不說的人物-----覺慧。
在小說中，覺慧成為一箇舊家庭制度的反抗者，其實遠在真實的悲劇發生之前。他的苦悶，他對家庭壓迫的感受，基本來自新書報的閱讀。在巴金的筆下，覺慧童年時關於人生和世界想象是來自馬房中老轎伕講述的故事，他的夢想是做一個“劫富濟貧的劍俠，沒有家庭，一個人一把劍，到處飄遊”；而隨著他進入中學，開始閱讀新書，他的世界就改變了面目。這些新書報構建了一個古舊腐朽的舊家庭形象，並相應地用一個遙遠模糊的烏托邦完成了“離家”的'召喚。在《四世同堂》中老三祁瑞全也是選擇了出走這種方式來追求自己心中的烏托邦，只不過他們出走的方式不同。但不容置疑的是，他們的出走背後都有他們大哥的犧牲，所以兩部小說中這一點很相似。年輕氣盛的一代可選擇出走去表達自己心中想要表達的東西，而肩負著家族使命的老大，卻永遠無法輕易地卸下自己的擔子去追尋自己的心中的烏托邦。二者唯一不同的是，高覺慧受到了新書報的影響選擇出走，而祁瑞全是因為鄰居錢家長子為國殉身也激發了“國家興亡，匹夫有責”的熱血。
作為小說重要彰顯的唯一新女性，琴的追求、理想和勇氣很大程度上也是由新書報而來。當琴想投考男女同學的學堂，母親表示反對以後，琴一時間覺得很淒涼，似乎希望完全飛走了，甚至牆壁上掛的父親的遺容，也對她哭起來。“她無聊賴地接下裙子往床上一拋，走到書桌前面，先撥了桌上錫燈
盞裡的燈芯，便坐在書桌前面的凳子上。燈光突然明亮了，書桌上的《新青年》三個大字映入她的底眼裡。他隨手把這本雜誌翻了幾頁，無意間看見下面的幾句話‘......我想最要緊的，我是一個人，同你一樣的人--------或者至少我要努力做一個人。......我不能相信大多說人所說的。......一切的事情都應該有我自己去想，由我自己努力去解決。......’原來她正翻到易卜生的劇本《娜拉》。”她從《新青年》中獲得啟示和勇氣，“眼前頓時明亮了”，甚至“一切悲傷都沒有了”。
無論是上文中所說的覺新、覺慧還是唯一的一個受新思想的女性慧，他們都有自己鮮明的性格，覺新的一生都獻給了傳統的“長子觀念”，覺慧最終如自己所願，慧也經過自己與覺民的愛情考驗，在與傳統的包辦婚姻的枷鎖壓制下獲得了自由解放。有勝利的地方，必然會有犧牲，但這也是最合理也是最理性的結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