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一年前它在英國剛一問世，當即掀起了一場風暴，許多學者群起而攻之：輕率武斷，擾亂人心，作者根本算不得一位有責任感的歷史學家。另一些學者則熱情推崇：一部難得的傑作，標誌著一個新的“修正學派”的興起，堪與吉本《羅馬帝國衰亡史》和麥考利《英國史》相媲美。脣槍舌劍，從《泰晤士報文學副刊》上開始，由英國打到美國，不僅在專業書刊和學術講壇上交鋒，還很快擴充套件到一般大眾媒介以至家庭內部，因之朋友反目，父子齟齬之事也時有所聞。
泰勒固然因這本書一時成了英國家喻戶曉的人物，他的學術地位卻早在這之前就已確立。他一九○六年出生在英國蘭開夏郡，求學於牛津大學奧里爾學院，獲歷史學學位，後去維也納師從普里勃勒姆。一九三○年後執教於英國曼徹斯特大學和牛津大學梅達倫學院。他是一位極受學生歡迎的教師，多產的作家，並有多方面活躍的社會活動。他好獨樹一幟，向正統和權威挑戰，在社會政治問題上也總是作直言不諱的批評，因被視為“知識界之牛虻”。有人認為泰勒的個性和遭際很像肖伯納，“才華橫溢，學問淵博，機智詼諧，固執己見，離經叛道，惹人討厭，不可忍受而又無法擺脫，不時冒犯他的史學同行卻總是有教於他們”。
關於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起源，普遍認為這場戰爭是由希特勒按照預定的計劃蓄意策動的。可是在泰勒看來，這不過是一種在戰前就已經提出在戰後又讓每一個人都感到滿意的解釋。原來主張對德強硬政策的人當然滿意，因為它證明他們一貫正確;原來倡導綏靖政策的人也能接受，因為它證明要不是希特勒這個瘋子，綏靖本來會是一項明智和成功的政策;更主要的是德國人也覺得稱心，因為它既然證明一切都壞在希特勒，所有其他德國人都可以自稱無辜了。有了這種皆大喜歡的解釋，也就為現實需要提供了振振有詞的依據：西方國家原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為反對極權主義而戰，現在則跟清白的德國人聯合一起在冷戰中繼續這項偉大崇高的事業，僅僅是敵人的地點和名字有了改變：從前是德國的希特勒，現在是蘇聯的斯大林。好像存心要使每一個都不舒服似的，泰勒的筆鋒所向，正是這一派五十年代流行於西方國家的自鳴得意。他傲然宣稱，他在“以超脫的態度對現有的紀錄作一番思考”之後發現，“雖然很多人是有罪的，卻沒有人是清白的”。他要敘述的將是“一篇沒有英雄或許甚至也沒有惡棍的故事”。
泰勒用傳統的歷史寫作方法按照時間順序把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到新戰爭爆發的幕幕活劇重新排演了一遍。他的結論是：希特勒既沒有策動一場新的世界大戰的計劃，綏靖政策也未必就是愚蠢和懦弱的同義詞;這場戰爭發端於第一次大戰後歐洲均勢的更大破壞，直接產生於各國政治家事與願違的忙中生錯;“二戰”其實是“一戰”的繼續和重演。
在泰勒的筆下，希特勒既不是神昏智亂(至少在他被勝利衝昏頭腦之前)的瘋子，也不是嚴格按計劃行事的理性主義者，而是一個神經堅強的`機會主義賭棍。通常認為是希特勒侵略藍圖的《我的奮鬥》不過是多少年來在維也納咖啡座和德國啤酒館裡隨時可聞的陳詞濫調的混亂回聲。在紐倫堡審判中作為侵略罪證並普遍認定是希特勒侵略計劃的“霍斯巴-赫備忘錄”，其可靠性大有疑問，而那次軍政大員會議更可能是在納粹體制裡各個權力機構互相傾軋中希特勒玩的一種內政花招。一九三一年一月的上臺執政，國會縱火案，進軍維也納兼併奧地利，製造捷克緊張局勢以及最後佔領布拉格，等等，也並非希特勒事先策劃、精心操作的結果，更多地倒是一些二流人物或其他國家領導人的主動行為所觸發的即興反應，抓住了他們所提供的機會。總之，“他遠不想要戰爭，而且是最不想要一場全面戰爭。他想要在不打總體戰的情況下獲得全部勝利果實;由於別人的愚鈍，他差點獲得這種果實。”
不僅希特勒的行狀不同常論，幾乎每一個其他人物都有一幅大異其趣的畫像。張伯倫既不愚蠢也不懦弱，倒是一位精明的政治家，他的政策得到他的保守黨和絕大多數國民的支援。跟通常認為或其本人自我標榜的相反，艾登並不是反綏靖主義者，丘吉爾也不是反對極權主義的鬥士，他曾經讚美過墨索里尼，對佛朗哥的事業懷有善意。被普遍推崇為愛好和平的“善良德國人”的施特萊斯曼卻原來跟希特勒一樣懷有統治東歐的夢想。墨索里尼乃是一個愛虛榮胡吹牛皮的傢伙，沒有思想也沒有目標;斯大林也不像人們相信的那樣堅持意識形態教義，一心策動世界革命，倒是個歐洲最保守的政治家，要求維護一九一九年的和平安排，並期望國際聯盟成為一個有效的國際組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