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世界文明史》產生的幾點思考和漣漪
五一期間選讀了威爾·杜蘭的著作《世界文明史》的部分章節，我不禁由衷地欽佩杜蘭博士的對工作細緻的精神與對歷史的嚴謹態度。覺得該書文字通順流暢、言簡意賅;內容明曉流暢、栩栩如生，資料翔實、細緻;評價客觀;讀起來覺得通俗易懂，毫無疲倦之感，真不愧為史學界的一大力作。
我拜讀了這部著作“東方的遺產”、“凱撒與基-督”、“盧梭與大革命”這些篇章的部分內容，這彌補了我在歷史上的許多不足，實在使我感觸良多，幾乎讀過每一章都有許多感想，激發起思維上的漣漪，無奈時間有限，加上自身認識和手頭其他相關資料有限，我也不敢在老師面前造次，於是十分功利地選了關於對“中國與遠東”中部分章節的讀後感作為此次作業。
哲學家的時代
(一)關於諸子百家的緣起
威爾·杜蘭評價東周時期的社會動-亂時說到“在四分五裂，異常混亂的情形下，中國的精神生活表現出了蓬勃的活力，困擾了歷史家的通則。因為在這失秩的時代裡，樹立了中國語言、文學及藝術等的基礎;建立了新生活，即經濟組織和規定而獲致新的安定;以及產生了新文化，這種文化尚未將傳統的暴虐與帝國政府溶解於一爐，但卻為中國精神史中最富創造性的時期的社會架構。”([美]威爾·杜蘭，《世界文明史》，第一卷：《東方的遺產》，P453， 東方出版社，1998年)在威爾·杜蘭博士看來春秋戰國時無疑是中國社會的一次大動-亂，然而恰恰正是這個動-亂的社會成就了中國文化的基礎，是中國古代精神文明發展的一座難以逾越的高峰，這似乎有違歷史通則。這不禁讓我對其產生了些許思考。
春秋戰國時期的分-裂造成了中國文化的多元性，諸子百家的興起無疑是社會文化多元性的表象。然而緣何東周時期的社會動盪會成就中國古代社會文化發展的最高峰呢?最早對“諸子百家”的緣起作出解釋的是西漢史學家和文化大家劉向，後來經其子劉歆的繼承與發展逐步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理論體系，主要是說：在周朝“禮崩樂壞”之前，吏與師不分。換句話說，政府各個部門的官員便負責把有關這一部分的知識傳下去。這些官吏和貴族諸侯一樣是世襲的。按照這個理論，當後來周朝皇室失去權力時，官吏們也失去了原來的優裕地位，而散落民間，他們便以私人身份招收學生，傳授他們知識。這時，他們已經不是“官”，而成為“師”。就在教師與官吏分化的過程中，興起了諸子百家。(馮友蘭，《中國哲學簡史》，P28，新世界出版社，2004年)，劉歆甚至將各傢俱體出自於何種官吏都作了細緻的劃分，諸如：道家出自於史官，法家出於理官，墨家出於清廟之守等等。劉歆關於各家來源的解釋和分類雖然有許多任意牽強之處，但是他在歸類的過程中充分觀察了政治和社會環境，其所運用的思維方式卻是十分先進的，故我們不妨把劉歆的理論加以修正：周朝時周王室——諸侯——庶民構成了其社會權力結構層次，而只有特權階級即周王室和諸侯才享有受教育的機會，正是這樣他們才能成為當時社會文化的主導，就是說他們當然地負起了引導社會知識文化發展的責任。然而當週王室衰微，“禮崩樂壞”時，社會制度發生了重大的轉變，這預示著固有的政治權利結構發生重大的破壞，在這個過程中一部分諸侯由於戰爭或其他原因失去了土地和封號，降為庶民階層;另一方面，也有庶民由於其某些專長或其他原因上升成為官吏，融入特權階層，社會學上將其稱之為社會結構性流動。(易益典主編，《社會學教程》，P301，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 各諸侯國為了強化其國力所實行的政治改革更加速了社會結構性流動的過程(事實上各國的政治改革都含有與“打破貴族世襲壟斷政治權力”相類似的舉措。著名的商鞅變法就是很好的例子)，隨之而來的是各種知識的官方代表散落民間，包括貴族和原本以一技之長服侍君王諸侯從而獲得世襲官職的官吏，這就是孔子在《論語》中所說的：“禮失求諸野”。他們通過專門的知識或技能開館收徒，以維持生計，並遊歷諸國以期達到其政治主張。他們不同的專長或者思想見解經過繁衍和發展逐步成為各種不同派別。也就是我們今天所說的“諸子百家”。
西周的分封制造成的分-裂局面和小農經濟“自己自足”的特性造成文化交流的`割裂為文化多樣性和複雜性的產生提供了社會環境。
儘管自秦代到清代的兩千多年間我國社會始終沒有擺脫“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歷史週期律，然而卻未曾發生過諸如東周時期的社會結構變動，其朝代的更替不外乎洛克總結出的：“革命的目的是推翻暴君，然而為了達成這個目的往往要在革命的隊伍中不加限制地樹立一個新權威，這使得革命常常陷入推翻了舊暴君而產生了新暴君的迴圈往復過程中”的規律範疇。每一次分-裂到整合從來未曾發生社會結構性變動，也就是說中國在社會制度變遷的過程上原地踏步了兩千年。可以說這與後來中國在大一統的環境下確立並強化的政治體制、文化結構單一體制有極大關係，統治階層的一元化即君主集權的強化使得中國社會從統治階層內部發生制度性變革的可能性大為降低;而文化結構的單一固定使得平民很難超越一種固有的思維方式，從而導致中國的平民革命即被統治階級對統治階級的革命很難擺脫“洛克模式”的範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