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寫我父母經歷的那些事情，寫的有一些斷斷續續，由於我不能刻意去詢問我父母，因為那是對他們的一種刺激，我父母一說起來那些往事就哭，不是淌眼抹淚，就是浩然大哭，我不想再觸及他們的傷心處，他們也是風燭殘年的人了，只是等待他們心情好的時候，會有意無意的問他們一些過去的往事，所以在寫好以後難免有所修改，增加。本來我也不想寫，但是那畢竟是一段歷史，如果我的父母這一代人不在了，那麼就沒有人知道那曾經的歷史了——題記
我父母都是從五、六、七年代走過來的，他們的青年時光都是當民工，而當民工的大部分時間就是修水庫，挖公路，所以也經歷了當民工的一些人和事，因此我也會經常聽到他們講一些有關當民工的故事。
我父親說：“在他當民工的時候，飯都還沒有完全下脖子眼（其實他所說的是早飯，那個時候是不吃早點的，一天能有兩頓飯吃就不錯，並且兩頓飯都還不得飽），哨子就響了，催你趕緊出工，晚飯以後又是開會，開了會以後又接著加夜班，經常熬到夜裡一二點鐘，而第二天天都還沒有亮，哨子又響了，叫你馬上出工了。任務是一天比一天重，而吃的沒有油水的清湯寡水，清得照得見你的影子，就這樣還吃的一天不如一天。
說實在的，從華寧到開遠的小龍潭的公路，火特的公路，通紅甸的公路，匍甸大溝，北龍河水庫，斑蝥棵水庫，稗子溝水庫、大慶水庫、黑箐溝水庫等等公路、水庫都留有我父親一輩人的足跡。
從父親的講述中我得知，由於我爺爺家的家庭成分不好，我父親才十一二歲就被村裡的那些個什麼幹部攆上公路水庫當民工去了。按照現在的說法十一二歲的年齡也就是童工，現在的法律是明令禁止使用童工的。可是在那個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年代，階級成分不好的人是沒有做人的權利的，一些又髒又苦又累又危險的重活，總是往他們頭上攤，才不管你是不是孩子的。因為當民工經常是風餐露宿，缺衣少食，而且還要熬夜加班，常常是幾天幾夜都不得休息，夜晚連著白天的幹活，又常年四季都不能回家與家人團聚，因此那些個貧下中農大部分當然是不願意去的。而階級成分不好的人是沒有說不去的權利的，幹部們對他們的分派總是強制性的，你是不能說不去的。如果你不去的話，說輕一點的，你就是拖社會主義的後腿，是要被戴高帽，遭批鬥的,甚至遭毒打的，說重一點你就是破壞分子，是要被那些隊幹部以各式各樣的罪名送去坐牢的。當然貧下中農中也有被派去的，那隻不過是一些老實巴交的人，所以每當有從農村抽調去修水庫的民工名額，那些個幹部們首先考慮的就是抽調那些階級成分不好的人以及他們的子女去了。因此從開始興派民工修水庫，挖公路到後來不興派民工修水庫、挖公路，我父親就一直輾轉於各條公路各個水庫之間。
說起挖公路，我父親說，他們當民工挖公路，從華寧一直挖到開遠的小龍潭，挖到那個村子邊，晚上就在那個村子歇腳。那個時候根本是沒有什麼週末的，並且你回家是不能耽誤白天的上工的。我父親說當公路挖到在開遠小龍潭的時候，有一次，他要回家取隨身用品，就在下午放了工時向當時的中隊長請假，剛好有幾個人的隨身物品也需要帶，所以就準了我父親的假了，於是我父親在吃了晚飯之後就乘著晚上的時間連夜回家。
那個時候是沒有車子可坐的，是要靠兩條腿去走的，而且走的都是山路。當我父親走到盤溪的時候，天就已經完全黑下來了，於是我父親就只能依靠北斗星所在的位置來辨別方向，並繼續往華寧走。也不知怎麼回事，是不是方打向錯了還是別的什麼原因，那一夜他盡是在華寧與盤溪之間的山上的那些草棵棵、樹林子裡轉。那個時候山上的草棵長的都比人還高，而樹長的很高很密。我父親在草棵棵、樹林子裡轉，衣服褲子都被抓破了，手腳也給劃是血口子了，可是轉來轉去，就是沒有找到回華寧的路。說實在的，在那個夜裡，我父親是緊張極了，生怕遇到傷人的野獸，那就麻煩了，好在一個晚上都沒有遇到什麼野獸，也沒有發生什麼危險。
直到第二天早上，太陽都冒山了，才遠遠地看見一個放牛老館趕著牛來山上放，於是我父親就上前去問了路，人家說：“你走錯了，你這樣走反倒又折回盤溪了。”於是我父親謝過人家，並且按照人家指的路走，才得以回到華寧。說實在的，直到那時，我父親才鬆了口氣，緊張的心也才放了下來，可是一看手上，提著的那個空鹹菜罐已經不知道去哪裡了，手裡只是剩下半截系鹹菜罐的山草繩了。
其實那個時候，民工住的地方是多數日子是沒有村子的，所以大部分時候住的只能是窩棚。我父親說，他人又小，階級成分又不好，所以人家總是欺負他，當然也就成了那些幹部欺負的物件了。 我父親說，記得有一次是去修水庫，到了目的地，可是天卻下起了傾盆大雨，一時間沒有要停下的意思，而那些個大小隊長才不管這些的，依然下令民工就地宿營。於是民工們只好冒著大雨砍伐了一些樹枝，割一些茅草連著大雨搭窩棚。當窩棚搭好以後，在分鋪位的時候就把我父親分在有一潭雨水的地方了。我父親說，那個時候他是想死的心都有了，其實那個時候不比現在，有許多可以避開雨水的諸如薄膜一類的物資墊鋪，大部分人帶的行李除了隨身簡單的衣服以外也就是一領蓑衣了，於是他只能噙著淚冒著雨去樹洞裡收集了一些乾薹蘚來墊在鋪下面，把蓑衣放在上面才算解決了問題。其實，當你瞭解了這樣事情之後，就知道從那個時候走過來的人現在得風溼病的很多也就不奇怪了。
我父親還說：“那個時候是吃不飽的，飯菜都沒有半點油星子，因此很多人都渴望飯菜裡能有一點點油，都期盼那天的飯菜能夠多出一點點的油星子，哪怕那麼一點點也就心滿意足了。記得有一次到了晚上打飯的時候，民工們遠遠看到食堂裡的一盆菜湯裡飄著一層好似油星一樣的東西，於是眾民工都往前面擠，並且一個個把手裡的飯碗舉過頭頂，還用手指著裝菜的盆喊道：“把菜湯上飄著的那部分舀來給我”。可是當打飯的人舀給他們，他們接過自己的碗一看，才看清楚那根本不是什麼油星，而是菜上的寄生蟲——蚜蟲而已。
我父親說，在修水庫的時候，由於沒日沒夜的幹，加上吃不飽，年紀輕的還能夠抵擋一陣子，而那些上了年紀的可就吃不消了。在修黑箐溝水庫的時候，也不知道是餓死的還是累死的人東一個西一個躺在黑箐溝的路邊、溝邊裡、草棵裡，我們村子的人就有一個，最是他的兒女用一領稻草蓆子把他的屍骨帶回了家。那些沒有人收屍的，都晒成火柴頭了，而這些人大部分都是有這樣問題那樣問題的，也就是地主富農等黑五類一樣的人物。
當然，當民工的生命是沒有安全保障的，死人的事情也是經常發生的。有一件事讓我父親至今都心有餘悸，直到現在他說起來都還心驚肉跳，他說“有一次打早飯的時候，當一群民工正在圍著做飯的窩棚打飯，有一個民工剛剛打了飯才抬著轉過身，飯都沒有來得及爬上一口，就被從天而降的一個石頭給砸死了，腦漿都打得冒了出來了。當然當場就死了 。”後來這件事情一直讓我父親做噩夢。那個時候無論挖公路都要放炮，而放炮經常是利用民工吃飯的時間來放，而安全防範措施又不到位，所以死人的事情是經常發生的`，而且常常就發生在自己的身邊。其實那個時候，那一次修水庫不死幾個人，那一條公路下不是埋著幾個民工。那個時候，生產力及其低下，都是靠人工去拼，加上那個時候的一些幹部根本不懂科學管理和科學施工，而是隻講勞動效率，常常是瞎指揮、靠蠻幹，而管理人員又大部分又是一些根本沒有經過培訓過的大老粗，不管有沒有危險，都叫民工上，反正死了人又用不著承擔什麼責任。
本來我父親當民工，由於成績突出，在幾千人的民工中就被養路隊挑了去，成為了一名吃了公家糧的養路工人，都在有兩年時間了，可是以當時的大隊治保主任為首的一群隊幹部嫉妒我父親每個月都有幾塊錢和幾斤糧票可拿，於是就寫申請說：“由於五八年餓死的人多，村裡缺乏領導骨幹力量，要我父親回來當會計，就這樣，我的父親又回了家繼續被派去當了民工了。
其實，在伙食團時期，我們村子發生了一起有一個人因為想吃老婆的那一份飯而殺了老婆的事件，還有一個人因為飢餓就去刨了死娃娃吃而吃死了的事件，根本沒有他說的死的人多，可是那些批示的人也不作一下調查瞭解就給批了。其實，餓死的人多，對當時的那些村幹部以及相關責任人卻不作任何問責處理，依然讓那些村幹部以及相關責任人在臺上洋洋得意，這種事情只怕翻遍中國歷史的各個朝代也是絕無僅有的吧，翻遍世界歷史的各個國家也是絕無僅有的吧，因此我要說那個時期領導管理是漏洞百出。現在出了一點點安全事故都要對相關負責人作出進行相應的問責處理，所以對於那個時期的做法法也是不能夠理解的。
可笑的是，在三中全會以後，全國各地的各村各寨都實行村幹部海選，打破了隊幹部由上邊指定的終身制，我們這裡當然也不例外，因此我的父親在選舉會上就說了一句，說是"選幹部要選一個有生產經驗的能夠帶領群眾吃得上飯的。"那個治保主任當場就左也是要叫公安局來抓我父親去勞改，右也是要叫公安局來抓我父親去勞改，而且叫當時的大隊支書叫人把我父親捆綁起來送公安局。當時的大隊支書說人家說這話又沒有違反那一條法律，我憑什麼叫人捆綁人家。”就連支書的老婆都說：“人家是在大會上說，不是私底下偷偷摸摸的說，再說人家說的又沒有錯。”
我母親說，她家的民工名額，我五舅在的時候，一直都是我五舅頂著，在我五舅死了以後，家裡就沒有男人人可以派去當民工了，那個時候我外公年紀大了，也不可能派他去當民工，而我老舅又比較小，也不可能派他去當民工，於是民工的名額就自然而然都落在剛剛國中畢業的我母親頭上了。說起我的五舅，死的有一些不明不白，後來村子裡的一個人才告訴他，在我五舅當民工的時候，有一次遇到塌方事件，土都埋到脖子了，可是他因怕我外公外婆擔心，就沒有告訴家裡人，也叫和他一起當民工的人不要告訴我外公外婆。後來又發生了一件事，我五舅趕馬車拉著一車稻草草，馬車翻了，一車草都壓在了我五舅的身上，因為下邊是一條小水溝，所以當時才沒有受傷。
我母親說，記得有一次，她都熬不住了，挑著擔子眼睛都睜不開了，當她迷迷糊糊地挑著挑土的空瓢箕轉回到一處窪地的時候。村子的有個叫三環的婦女就喊她，說是“老六孃，乘現在幹部們不在，來這裡歇一歇。”我母親說：“怕不行吧，要是那些箇中隊長知道了可是沒有好果子吃的，不單單要開會批判而且還會被處理的”。那叫三環的婦女說：“你放心，到時候我會叫你的。”於是幾個人就圍在一起抱著挑土的扁擔蹲下了，就連瓢箕都沒有從扁擔上解下。本來只是說歇一下，可是大家實在太困了，就都閉上眼睛了，原說眯一眯，可是都撲在膝蓋上睡著了，當然也顧不得夏天的蚊蟲叮咬。也不知時間過了多久，迷迷糊糊的只聽見那叫三環的人喊她:“老六孃，該起來了。”幾個人才剛剛挑著籮筐到壩基上，那些中隊長小隊長就一個個睡足睡夠爬起來揉著眼睛來點名了。
關於當民工的苦差事，其實在那個時代又何止我父母呢，從那個時代走過來的很多人都經歷過去，並且留下了很多的故事。
94年我去盤溪工作的時候，恰巧遇到臨時工轉正的機會，本來有一個回族臨時工已經超過了轉正的年齡，是不在轉正的範圍的，可是他去找了他認識的一個副縣長，在那個副縣長的過問下才得以轉正。那麼他是怎麼認識那個副縣長呢？從他斷斷續續的講述中，我才得知，原來那個副縣長在那個時代也不知道是以什麼罪名就被下放去與民工一起上水庫幹體力勞動去了，那些被下放來挑壩基土的老幹部因為不習慣幹體力勞動，因此在挑土的時候總是落在民工的後面。並且由於年齡的關係，腿腳都不那麼了利索了，所以別人是挑一挑土輕輕鬆鬆不在話下，而他們則是每挑一挑土都顯得非常吃力。說實在的，挑一天土下來，肩膀也磨皮了，腿腳也腫了，可是第二天還得照樣接著挑，並且挑土的任務沒有絲毫減少，很多時候是有增無減的。那個時候，完不成分派給你的任務是要捱餓和被批鬥的，特別是對於那些下放來的人更是苛刻，那些個大小頭目的槍筒子經常落在他們身上。
我的同事在那個時期恰巧是個小小的負責人，並且還混得個給民工發牌的差事，也就是民工每挑一挑土就發給民工一個牌，以所發的牌的數量來計算每一個民工挑土的多少，分派給民工的挑土任務也是由所發的牌數來決定的。
我的那個同事看他很吃力，就心生憐憫，因此就利用發牌的權利，望望兩頭沒有人，也就是乘沒有人注意的的時候，而且會經找一些機常悄悄的給他們多發幾個牌，並且經常替他們講好話。後來遇到了好政策，那些老同志一個個官復原職，所以才有了後來的故事。
另一個回族則給我們講了一則他當民工時期的笑話。說是在那個當民工時期，男女都是同住一個窩棚裡。有個老實巴交的男人在任（佔）鋪位的時候老是爭不過人家而任（佔）不到鋪位。有一次他還去遲了，鋪位都差不多被別人任（佔）完了，總之，他到這裡也是有人任著，到那裡也是有人任（佔）著，還好，在一個角落還剩一個空鋪位沒有人任（佔），可是這個鋪位連著的是個女人的鋪位，要到那個鋪位必須從女的鋪位上通過，在萬般無奈的情況下，他還是把自己的行李放在那個空鋪位上了，可是那個女人卻不准他把行李放在自己的鋪位裡面的那個空鋪位上，原因是進入那個鋪位要從女人自己的鋪位上爬過去。最後弄得他沒辦法，只能離開了那個空鋪位。到了晚上開動員會的時候，那些個大小頭頭叫民工有什麼問題就提出來的時候，於是他就把手舉得老高，當幹部叫他發言的時候，他就說道：“報告某某領導，某某的老婆不讓我睡”（這裡我要說明的是，講的人說了兩個人的名字了，只是我不能照實寫了罷），於是肅靜的會場一下子就引起了一場鬨堂大笑，那些個頭頭腦腦制止了半天才安靜了下來。我的同事一邊講還一邊忍俊不住的笑，他還說每當想起這個故事就想笑。
當然那個時期的故事還很多，這裡我就不一一說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