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稿酬自古有之。
但是，如果去考證中國稿酬從什麼時候開始有，古代的稿酬究竟有多豐厚，能不能讓人過上衣食豐足的小康生話，或者僅靠專業寫作就能無憂一生，則因中國社會歷史太過紛繁複雜，古時的文獻又從來沒有這方面的歷史記錄，實在就真的無法考證了。
我們只是得知，古時候人們寫文章獲得的稿酬不叫稿費，起初叫做潤筆費。我們還得知，西漢時的司馬相如因寫《長門賦》一文，獲得過黃金百斤的潤筆費用。這可能是我國曆史上至今為止，稿酬擁獲最豐厚、最登峰造極的一次了。黃金百斤，在當今社會裡，是個什麼樣的概念呢？也就是說，司馬相如因書寫《長門賦》一文，一下子成為了一位億萬富翁了。
我們讀宋時洪邁的《容齋隨筆》，得閱“作文受謝，自晉宋就已有之，至唐始盛“一句話，我們便得知，中國的稿酬，最起碼在晉宋以後就有了。但晉宋之前，因為沒有歷史文獻的記載，像孔子著《論語》，孫子著《兵法》，司馬遷因腐刑而作《史記》等，究竟獲得過稿費否，獲得過多少稿費，我們雖然一無所知，卻還是能猜想得到，即算他們本人沒有獲得過稿費，但後世之人為他們所著之作編輯成書，並將這些書籍公開發行，必然是獲得了經濟上的回報的。這種經濟回報，得益者雖不是著作者本人，但也可算是隔代的、甚或隔世的從事文化活動的一種變相報酬。這種報酬有前人栽樹，後人乘涼的因素在內，是承前之因、後人得福的一種變相的文化酬謝。所以說，中國稿酬古已有之這個論斷，是成立的。
洪邁“作文受謝，自晉宋就已有之，至唐始盛“這句話，雖然記載在他的《容齋隨筆》裡，但自晉至唐、至宋、至元至明至清這千年多的時間裡，歷史文獻中卻仍舊沒有有關著述者獲取稿酬的明確記載，讓我們無從得知中國古代、近代社會裡稿酬實施的實際情形，這並不能證明，中國社會的歷史裡，就沒有了著述者沒曾擁獲稿酬這回事。這是因為，我們人類社會的所有活動，無論是物質財富的生產，還是精神財富的創造，都要尋求經濟回報作為其支撐點。有人說過，形而上的.東西，是人類渴望美好生活的瞭望口，經濟基礎，卻是人類走向美好生活的墊腳石。每個人都要吃飽、穿暖、住好、睡足以後，才能去從事生活裡的各種事情，從事精神創造、腦力勞動的著作者，同樣有穿衣，吃飯、住宿、睡覺等基本的生活需求。著作者著了書、立了說，如果沒有獲得丁點的經濟回報，他將如何去穿衣、吃飯、住宿、睡覺？所以，從這點上來說，我國古代、近代社會的著述者不獲稿酬的這種說法，也是難於存立的。
古代、近代的稿酬必然是有的。象司馬相如寫《長門賦》一文而獲得黃金百斤這樣的稿酬，可能是古今中外少有的鮮例。其他的稿酬，或者豐厚，或者微薄，或者用非金錢的方式予於兌付，不一而作。因沒有任何文獻資料可作佐證，所以，筆者在此也只能妄自猜測，不敢多發議論了。
古時候儒學主張在我們這片國土上大行其道，士大夫階層信奉的大多是“仁義禮智信“，恥於談錢。所以，有了著作，獲得了稿酬，也羞於向外界透露。這，可能是歷史文獻裡、沒有著述者擁獲稿酬記載的一大原因。另外，長達數千年的封建社會裡，朝代更替、王權易位無數，統治層面卻從來沒有制定過一部著作權法，將著述者應該獲得的合法權益予以保護。官面上漠視社會的精神創造和文化活動，所有的文化活動，就只能是民間行為了。民間行為的文化活動，必然遵循市場化的活動規律，即凡有支付，必有回報。文人寫了文章，自然就能得到稿酬。只是人們恥於談錢，獲得了潤筆費用，也從不大事喧示罷了。
我們看唐代詩人李白，他在當時的文壇上，名氣可是響得很的。因為名氣響，自然就會獲得許多文人墨客的“擁躉”，大家爭相邀請李大詩人蔘加聚會。每次聚會，也必飲食豐富，觥籌交錯，這就解決了李大詩人生話中吃的問題。而且酒足飯飽之後，文人墨客們總會詩文互動。李大詩人使會詩興勃發，大筆一揮，佳作頓成。於是，一片讚歎欣賞之下，豐厚的小費，自然又會兜入他的囊中。其實，這就是詩人獲取稿酬的一種支付方式。李白靠“詩仙“的鼎鼎大名，一生行跡江湖，走遍大江南北，囊中從來沒有羞澀過，生活從來沒有落魄過。自然是因為每到一處，必有慕名而來的文人騷客前來奉迎，酒觥交錯之際詩文相售，李白落筆成墨，酬禮隨後奉上，李白豈還會窮困路途、潦倒在江湖之上？
李白的事例，是我國稿酬古已有之極好的一個例證。我國的文化事業，文學活動首先落足於民間，在民間的士壤裡生根發芽，靠民間“潤筆費 ”的沃土得以茁壯成長。蓬勃至唐詩宋詩階段現鼎盛旺姿，至元曲和明清小說階段，則顯枝深葉茂的世態了。如此一說，讀者朋友們當明白，民間古已有之的“稿酬制度”，對發展壯大我國的文學事業，文化活動，是功莫大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