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讓學生更好地瞭解孝德的含義，學校經常會佈置學生做孝德小報，這是非常不錯的。小編專門收集了孝德小報素材，希望大家喜歡!
辭官回鄉10年“盡孝”
大宋王朝的第40個年頭，安徽合肥一家包姓名門望族誕生了一個胖小子，這個全家盼星星盼月亮才盼來的一脈單傳，就是後來歷史上大名鼎鼎的包青天。包拯既不是什麼怪胎，也沒有所謂的兄嫂，更不存在任何坎坷身世。作為富貴逼人的獨生子，父母寵愛備至，他的童年幸福像花兒一樣。封建地主家庭子女要想顯達於世，不外乎走上科舉之路。包拯自幼接受良好的儒家教育，作為當時的一名有志青年，他的追求顯然也在求取功名上。29歲那年，他中了進士甲科，被任命為大理評事、建昌縣知縣，按照如今說法，等於是江西永修縣的“一把手”。
然而，戀家的包拯捨不得離開父母，便奏請皇帝把他派在父母身邊上班，於是把他改任為和州監稅，等於在合肥鄰近的和州市政府管錢糧稅收。回家報喜，結果爸媽既不願意離開合肥的家業去適應新的生活，又捨不得寶貝兒子獨立門戶。包拯看二老年事已高，自己又是根獨苗，索性把官給辭了，安心在家陪父母。包拯甘當“宅男”，這一當就是10年有餘，二老離世後，他守孝3年。守孝結束，他仍然沒有工作的打算，不願離開父母的靈地，又在家裡呆了兩年。就在這一年，名臣范仲淹入主開封府，他的《岳陽樓記》名貫天下，而此時，34歲的包拯還是個連官門都沒進的“待業老青年”，當時的他也許未曾想到，自己的命運也將從開封府走進歷史的深處……
兩年後，在鄉親鄰居苦口婆心地勸說鼓勵下，包拯才決定離開家鄉，正式踏上仕途之路，他真正意義上的第一份差事是當時的安徽天長縣“一把手”。包拯十幾年呆在家裡“虛度青春”，這在現代人眼中簡直匪夷所思，而在當時卻是尋常之事。宋朝對孝道非常重視，上升到個人品德及社會名聲的高度，如果誰因貪戀官位而置雙親於不顧，要被世人唾棄。按照宋朝禮律，父母去世其子必須守喪3年，無論你官居何位，必須離職守孝，否則就是“奪情”，即大逆不道之人。所以，包拯的青年時代為了孝順父母在家裡度過，並未有任何驚世駭俗之處，符合當時儒家的社會倫理道德觀。
孝德小報資料：孝道孝道是中華民族的兩大基本傳統道德行為準則之一，另一個基本傳統道德行為準則是忠。幾千年來，人們把忠孝視為天性，甚至作為區別人與禽獸的標誌。忠孝是聖人提出來的，卻不是聖人想出來的。它是我國古代長期社會實踐的歷史產物。
從秦漢開始，我國就建立了多民族統一的大國，建成它並維護它要有兩條保證。第一條，要保證對廣土眾民的大國高度集權的有效統治;第二條，要使生活在最基層的個體農民，安居樂業，從事生產。高度集中的政權與極端分散的農民雙方要互相配合，減少對立，在統一的國家協調下，才能從事大規模跨地區的工業建設、文化建設，防止內戰，抵禦外患，救災防災。個體農民從中受到實惠，則天下太平。
農業生產是中國古代社會根據自然環境的合理選擇。家庭是中國古代一家一戶的基層生產組織，從而構成社會的基本細胞。小農生產的家庭對國家有納稅的義務，國家有保護小農的責任，
“國”與“家”的關係協調的好，則天下治，反之則亂。保證實現國家、君主有效統治的最高原則是“忠”;鞏固基層社會秩序，增加鄉黨鄰里和睦，父慈子孝的最高原則是“孝”。中國古代社會最基本細胞是家庭，因而，忠孝二者相較，孝比忠更基本。
《十三經》中的《孝經》把孝當作天經地義的最高準則。後來北宋的張載作《西銘》，在《孝經》的基礎上，融忠孝為一體，從哲學本體論的高度，把倫理學、政治學、心性論、本體論組成一個完整的.孝的體系。對中華民族的發展，增強民族凝聚力，形成民族價值觀的共識，起了積極作用，功不可沒。
“五四”以來，有些學者沒有歷史地對待孝這一社會現象和行為，出於反對封建思想的目的，把孝說成罪惡之源，是不對的，因為它不符合歷史實際。
孝道是古代社會歷史的產物，不能看作是古代聖人想出來專門限制家庭子女的桎梏。
古代農業社會，政府重道德倫理，體恤天下為人父母之心懷，所以有“父母在不遠游”的古訓;孝道貫穿始終，父母在世時要孝順，亡故後亦不改變對父母的孝道，常思念父母的養育恩德，固有“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的訓條。子女剛出生時父母日夜守護，任勞任怨，真心切切，子女懂事後對父母要“晨昏定省”。設身處地，將心比心，體恤父母的用心良苦，所以有“天下無不是父母”。
進入現代社會，我國社會結構正在轉型過程中，社會老齡化現象對孝道研究提出了新課題。我國推行計劃生育政策，出現大量獨生子女。子女有贍養父母的義務。新型家庭一對夫婦要照顧兩對父母，傳統觀念規定的某些孝道行為規範，今天有孝心的子女難以照辦。當前社會保障制度尚不完善，無論父母或者子女，家庭仍然起著安全港灣的作用。
